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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盛区 2025-04-05 13:12:57 3发展大厦安徽池州青阳县

[40]（P1-2）因此，适用法律中的德性条款，是法官道德能力最直接的作用方式和表现形式。

公民行使姓名权属于民事活动，既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99条第1款和《婚姻法》第22条的规定，还应当遵守《民法通则》第7条的规定，即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法律不等于道德，但不能没有道德底蕴。

是故绝对命令就是按照能被当作普遍法则的准则去行动，即按照普遍化的原则内在地行动[18]（P87-94）。为此，法官在法律适用范围上做了合乎逻辑的联想，即从与《继承法》密切关联的《婚姻法》和《民法通则》中寻找德性条款。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均无效。[13]（P9）社会秩序始于道德并优先于法律，道德是具有持久价值的调节方式。二、司法道德能力在个案中的运用鉴于道德能力系道德哲学的基本范畴，道德能力之运用内在地包含着道德判断和价值取向，因而具有价值性或伦理性。

在这个层面上，司法裁判的说服力并不取决于裁判文书的论证与修辞，毋宁取决于司法裁判本身所尊奉的道德法则。同理，如果司法裁判符合社会的是非标准，或者在具体个案中其正义性达到了人们的合理预期，那么这种司法裁判就应当得到每个人的尊重和服从——人民服从司法裁判并非是无条件的。遵循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逻辑，刑事侦查活动、审查公诉活动应当参照执行司法审判的证据规则。

那么，监察机关仅依据《监察法》取得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为何能够天然地具有证据能力呢？《监察法》中的上述规定显然与证据裁判原则的要求不符。[7]参见陈瑞华：《从证据学走向证据法学——兼论刑事证据法的体系和功能》，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3期，第89页。[22]也就是说，监察机关收集的所有证据材料，不论是实物证据还是言词证据，不需要进行任何形式的转化，[23]均可以作为证据进入刑事诉讼，从证据能力方面不受限制，这就为监察机关的侦查职能影响审判职能奠定了基础。[6]尽管对于将司法审判的标准适用于刑事诉讼全程的观点，学界提出了强烈质疑，但是通过确立庭审的中心地位，倒逼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参照执行司法审判证据规则的思路，符合官方开展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基本思路，并且与有效防范冤假错案产生的最终目标相一致。

在政治权力影响诉讼权力的模式下，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的权力配置无法保障审判权的中心地位，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存在明显差距。第一，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中不存在司法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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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侦查中心主义的问题还没有实质性改观的情况下，监察体制改革可能进一步带来监察中心主义的风险，形成侦查中心主义+监察中心主义的局面，这对于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来说，无疑会导致雪上加霜的负面影响。[29]从证据规则层面来说，既然《监察法》已经明确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应当与司法审判的证据要求和标准一致，那么应当进一步规定监察机关的刑事调查活动需遵守《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侦查取证的各项规则，改变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既要遵守《监察法》又要符合司法审判的证据规则的割裂、矛盾的现状。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证人、鉴定人等依法出庭作证，法官按照直接、言词原则的方式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和认定。《决定》中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表述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另外，在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中，被调查人是否可以自行辩护，《监察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第二，检察机关将原来拥有的大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转移给监察机关，这有利于减少公诉职能对审判职能的不当影响，但同时需要关注侦查职能对审判职能可能带来的不当干预。在处理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之间关系时，需要重申审判中心主义，并防范可能出现的监察中心主义。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不仅履行控诉职能，还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控方可以监督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成为法官之上的法官。

庭审实质化的改革方案，对于侦查中心主义构造无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总则第五章和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公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章，作了详细的规定，比如证据的种类、收集证据的程序、各类证据审查和认定的具体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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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规范监察机关对于涉及法官职务犯罪的侦查活动，确保审判权的独立、公正行使。通过调查程序，被调查人触犯党纪的，纪委可根据调查结果作出党纪处分。

[24]同注9引书，第168页。另外，对于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调整来说，目前的规范性文件并未涉及。另外，此次监察体制改革并未完全剥离检察机关的侦查权，这导致检察机关仍然可能通过案外方式影响审判职能的独立、公正行使。监察机关调查活动中的刑事调查部分，与刑事诉讼程序具有密切联系，为以审判为中心的视角分析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正当性基础。众所周知，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围绕刑事诉讼展开，使用以审判为中心的框架分析刑事诉讼活动，具有正当的理论基础。[18]参见《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出台》，http：//www．gov．cn/xinwen/2017-10/12/content_5231274．htm#l，2018年10月10日访问。

[14]然而，《监察法》对该问题并无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制度，必须坚持。

既然如此，对党纪调查和政纪调查就应设置较为宽松的程序限制，而对刑事调查则应确立较为严格的程序规范，对那些接受刑事调查的人也应提供更为完备的程序保障。[14]参见汪海燕：《审判中心与监察体制改革》，载《新疆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第119-120页。

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从性质上说是党纪调查、政纪调查与刑事调查合为一体。[24]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基于监察机关所具有的远高于公检法机关的政治地位，以及作为行使侦查职能的监察机关与案件处理结果之间的利害关系，[25]导致监察机关既具有希望法院认定指控成立的强大动力，也具有迫使法院认定指控成立的强大权力，最终通过证据的审查认定加以体现，即监察机关调查所得的证据基本上都成为法院的定案根据，侦查结论对审判结论具有预断性影响，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无法得到体现。

第二，监察机关刑事调查所取得的证据，需要刑事审判的认定。该规定从证据能力的角度解决了监察机关调查活动所得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衔接问题。在监察机关的党内权力、地位远高于公检法的情况下，监察机关的诉讼权力和地位也将对法院产生压倒性的影响。监察体制改革将检察机关原有的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转移给监察机关，这对控诉职能、辩护职能和审判职能带来了很多待解的课题。

参见沈德咏：《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第6页。具体来说，《监察法》第33条第1款规定：监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这是实现辩护职能的必然步骤，也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基本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能否对监察机关形成实质制约，进而能否避免监察中心主义的出现便不无疑问。

《积极探索实践形成宝贵经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取得实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综述》，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11/05/c_1121908387.htm,2018年10月10日访问。由于受法律知识、辩护技能、所处境遇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所能发挥的辩护作用非常有限，辩护职能的实现主要依靠辩护人，尤其是辩护律师。

允许辩护律师介入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使辩护职能充分发挥保障被调查人合法权益的功能。【摘要】从以审判为中心的视角审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这意味着，此类案件的侦查活动是由监察机关负责完成的。由此可见，监察机关调查活动的内容与刑事侦查活动的内容具有同质性。

最高人民法院对此问题也持相同的态度。这一点可从《监察法》第33条第2款的规定中解读出来，即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

如前所述，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只执行《监察法》。【注释】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法学博士。

例如，留置措施作为一种可能长时间剥夺被调查人人身自由的措施，与刑事诉讼中的逮捕措施具有同质性。只有如此，才可能真正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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